先说说什么是上课点名考勤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上课前或上课后教师通过校对学生名单及真正到场者的措施，基本上点名后发现旷课现象的学生都要予以扣分，是教师防止学生逃课的一种手段。这种制度在我国高校可谓非常普遍，在欧美国家的高校也是存在的。那么主张取消点名考勤，是否就是主张逃课呢？当然不是，在合理的情况下，当然没有逃课的必要。我相信，即使不点名，没有人会逃掉陈寅恪、罗尔斯、哈耶克等大师的课程。

那么，为什么我要主张取消上课点名考勤制度？首先，我们大学生进入大学是通过全国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录取而进来，高校是以分数的高低排名择优录取学生。这样不可避免的是会有学生因为分数的原因不能就读自己心仪的大学或者专业，想去北大的去了中大，想去华工的去了广工，想读金融的读了环境工程等等。新生进入大学要转专业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接近于零，调查结果显示，就读非第一志愿专业的大学生占43.75%，而就读第一志愿专业的大学生之中有28.5%不是自己真正本人的意愿。所以，有一个极大数量的学生群体是以自己的第二三甚至不是自己的志愿专业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涯，而且根据中国特色的家庭主义有相当的一部分学生是“被志愿”的——完全由父母的意志去支配自己填报志愿。还有，就是学生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并成功录取的专业也未必是自己了解或者热爱的专业，可能更多的是看重中看不中用的所谓的就业率。

这就是说，大部分的大学生不是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引用我们法学院邓院长在迎新见面会上对新生说的一句话，没有兴趣的学习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的学习就等于浪费时间，我们做每一项决策的时候都应该考虑机会成本，四年没有效率的学习时间换来的只是零，而如果将这四年用在发展自己的有兴趣或志向的范畴上讲会是另一番景象。当然，邓院长所说那番话的目的就是引导不是以法学为第一志愿的新生培养对法学专业的兴趣。当然，作为兴趣未完全定形的大一新生的兴趣有再培养的空间。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因为制度上的缺陷而用带有行政色彩的手段去左右学生的兴趣品格呢？点名考勤制度，就是为了防止学生逃课而设立的一个存在。但在执行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大学生为什么要逃课。因为对该课程没兴趣。没兴趣就没有效率。而因为点名考勤制度的存在让他们不能去充分利用这段因没有效率而浪费的时间去旁听或者研读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这是制度的缺陷产生的不公平。我找不到一个既丧失了公平又没有效率的制度存在的理由。我不否认大学生除了逃课去听感兴趣的课题或者去图书馆自习之外还有别的途径去发展自己的兴趣，例如第二专业。但是在点名考勤制度下，我们感兴趣的第二专业也会变得没兴趣，有效率也变得没效率。因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一个农民可以一天生产三磅马铃薯或者一磅牛肉，但他不可能一天生产三磅马铃薯加一磅牛肉，不然就不存在现代贸易了。我们大学生也是一样，在应付了一天低效的课程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上第二专业，无疑也是低效的。废除点名考勤制度，既是对大学生时间、精力的一次解放，更是人才资源的一次再分配。不用点名考勤，学生可以自由的选择研读自己曾经填报并热切渴望就读的专业，在大学城里，甚至可以到各间高校去旁听其优秀的课程。这无疑便化解了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流毒，使原本的不公平变得公平，使原本的没效率变得有效率，这就是马克思眼中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顾及公平与效率，是我主张取消上课点名考勤制度的第一大原因。

另外，学生逃课可以看成一个将高校所开设的课程给予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是指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制，效率最大化目标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商品、劳务按供求关系进行公平竞争。为什么要将课程市场化。现阶段，我国一些高校所开设的某些课程是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没有学生想修读的课程却成了必修课。某些根本没有营养的课程却一遍一遍地浪费着学生的时间。学生逃课，即是一次消费者对大学课程这一商品用脚投票的过程。我敢保证，就全国来说，假若取消点名考勤制度，出现学生逃课状况最严重的肯定不是一些专业课，而是那些思修、心理健康、形式与政策等等的鸡肋课程。不是说这门学问鸡肋，而是说开设的课程鸡肋。与其在茫然地在课堂上接受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洗脑，倒不如直接奔向图书馆去细味《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伟大；与其一遍遍窝在昏暗的课室看着所谓的纪录片，到了期末就考个初中程度都会的开卷考试，倒不如自己在书本上与荣格、弗洛伊德对话；与其听着讲师枯燥地照本宣科讲着过时的形式与政策，倒不如每周花3块钱去看《南方周末》，在那里你会真正的读懂中国读懂世界。取消点名考勤，让学生用脚投票，让学生需求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去调控市场，这就是哈耶克所描述的真正符合人性的市场经济。就像低效率的小企业被大企业整合，没有价值的课程也会被真正有营养的课程所代替，这就是效率。也许大家会担心一些冷门专业课程会就此无情地挤掉，就像大鱼吃小鱼，这样有失公平。但是所谓的冷热门是根据学生需求而界定的，没有永恒的冷，也没有永恒的热，某些专业就是天生的精英专业，不需要大量人的扎堆，某些冷门专业也是某些学生的志向专业，所以不必担心冷门专业的消亡。而且我们宏观的看，大学是育人的地方，尊重学生志向、关注学生需求才是真正的公平。既然各专业的学费是按照需求来定价的，那么捆绑销售的课程也应该按需求来安排。让学生作为课程真正的主宰，这是我主张取消点名考勤制度的第二大原因。

同理，市场化的不仅是课程，更是师资。调查过程中，我在微博上、在BBS上都时时刻刻听见同龄人对大学学习方式的不适应。这里有很大程度上是以高考作为指挥棒的中学应试教育没有培养甚至抹杀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所造成的，这方面在这里不去探讨。我们去寻找，是否有别的原因令到大学新生感到不适应呢？我同样听到了有同学抱怨大学里要在平时见一见老师不是太容易。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个情况在大学十分正常。但是这只是现象，我要探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大学，教师很忙。那么，是什么原因令到大学教师们如此之忙呢？我们都知道，大学教师一般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名目，有这个就要定时定候去评职称。怎么评？论文数量、课时数量等等数字化的指标。所以在大学里，教师赶场式的授课，先去学校东南角的教学楼7楼教教，接着又要赶往西北角的教学楼讲讲，晚上又要挑灯奋战写论文，好不辛苦，不忙才怪。而且大学年复一年的扩招令到大学教授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学生。所以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大学教师不可能像小学、初中、高中那样整天对着学生。我不否认现在也有很多大学教师也是如园丁扶植小树一样辅导着学生，但是能不能让这些真正令人尊敬的师者不用那么操劳呢？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人力生产几乎不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当学生数量到达一定时，即博弈论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教学质量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即到达一个学生最大容纳量时，每增加一个学生，教师的精力就会多分出一份，课程的质量就会下降一份，而且课后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会更加的少。这是高校扩招所带来的问题，里面涉及许多复杂的因素，在这里也不展开讨论。但是退而求其次，在承认扩招存在的前提下，我们有没有方法让教师忙里偷闲呢？不以课时、论文等数字指标去评定大学教师的职称。那么，以什么标准去评定大学教师的职称呢？用教师的课程受欢迎程度。前文里提过，让大学生自由的选择上课时间与上课的内容，简称逃课，可以让学生的兴趣成为主宰课程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用脚投票，起到甄别课程优劣的作用。同样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时也挑选着最优秀的教师。网友调侃的段子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一流老师靠人格魅力，二流老师靠学术，三流老师靠泄题，四流老师靠作业，五流老师靠点名，末等老师靠不停变换点名方法。同样的课程，讲课质量高的教师一定比讲课质量低的教师受欢迎。根据同一专业领域里的教师受欢迎程度进行排比，就能起到职称评定的功能了。这样既是尊重学生的选择，同时也是对优秀大学教师的一种减负与尊重。当然了，这种制度生效的充要条件是学生自由地支配其上课时间与内容，而学生能够自由支配上课时间与内容的前提是取消上课点名考勤制度。这是我主张取消点名考勤制度的第三大原因。

也许很多人早已看出了我以上分析的一个纰漏——假如取消上课点名考勤制度，大学生们逃课不是去听其他课或自习，而是去泡妞、泡被窝、泡网吧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堕落行为的话，以上的制度架构就完全不成立了！这个的确是我的设想的一个致命弱点，也似乎是我设想制度——姑且命名为自由课程制度——的一个不能修复的漏洞。但是，我在报告的最开始中都已经提到，在上课点名考勤制度存在下逃课的情况同样十分严重，即使点名存在也不能保证学生留在课室里也是乖乖的听课，一切都是依赖学生自己的觉悟与上进心。世界上成功的人总是占少数，而占少数的成功者都是自主意识极强的人，放纵比尔盖茨，他也许会玩上几轮扑克，但之后他也会如饥似渴地一头扎进湖滨学校的机房。我不是在鼓吹丛林法则，但是我们社会的现实是精英主义盛行的社会，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着金字塔式的人才观念，最顶尖的人才永远是占少数的塔尖。在我们精英主义的社会潮流难以改变的前提下，我们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就必须力争上游，精益求精，这是一个更加残酷的市场。但是，就像深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万恶的原始资本主义在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完善的情况下，也日益地向社会主义看齐一样，我设想的自由课程制度也可以通过完善人文关怀而得到重要补充。试想，当取消了点名考勤制度，以教师受欢迎程度来评定职称，充分解放了教师的精力之后，教师有时间与学生打成一片，关心学生的学习，像上世纪初和八十年代的未名湖畔师生论道，像雅典城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师道传承，身为学生，谁还会去自我沉沦？我不是要大学老师像中小学那样以监护人的姿态去教育学生，但也不应该像一个发声机器专门堆在课堂上依书直说，这是度的问题，令人惋惜的是我们大中小学教师职能的度的把握都有问题。另外，我们同样可以将学分制度引入自由课程制度，这种做法参照了美国高校的学分制度，即大学生可以自由选定专业课程，只要你修够学分，而学分的获得可以是听课的次数，也可以是逗留图书馆的时长等等。如此，即便大学生可以逃课，但也必须要为学分而奋斗。这种做法是广义的法的评价功能和教育功能的体现，社会秩序的维护最理想的调整便是社会规范与人文关怀的结合，所以自由课程的漏洞也是可以通过这二者的结合去修补。

最后，也是时候去批判一下我最希望批判的一个逻辑了。也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许多人都担心一旦放松了限制大学生的自制力不足以令他自己上进，我对这种说法真的不能苟同。我们的家长正是认为“他们还小”包办了孩子的一切，这种观念造成了我国青少年的严重不健康成长。不放开手脚让孩子学会自主，他们当然一直都“还小”了，所以家长便愈加不肯放手，这种恶性循环不知道毁掉了多少的青春年华和累垮了多少可怜父母。同理，我们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法定成年人，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说都是成熟的，我们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义务的同时也有自主的权利。若大学是以一种封建家长的心态去对待大学生，实在是有害与学生与学校的发展，学生还是无能的学生，大学还是培养无能的大学。同时，当这种封建家长的心态加上行政色彩便是一种丑陋的大政府主义，国民的一切都必须由政府去掌控——因为“民智不足”，袁世凯便是以“民智不足以民智”为由复辟帝制的。在大政府主义的社会下中，“愚蠢”的民众当然不能被放心地交予选票，自然也就要乖乖的去做顺民；而万能的政府也自然地包办起社会的一切，自然也就容易累死。所以这种封建家长观念和大政府主义对矛盾双方都是无益的，但是这样的观念与主义还少见吗？回到大学生自主的问题上，若果在大学这种产生最先进思想、精英荟萃的地方还对大学生的自主意识不放心的话，那真是社会的可悲之处。大学不是培养公民意识而是鼓吹大政府主义，那是国家的可悲。以上就是我对大学生不能自制应该限制的这种逻辑的批判，综合批判以其之前对自由课程制度漏洞的分析，便是我主张取消上课点名考勤制度的第四大原因。

大学生，曾经足以自豪称谓，因为渊博的学识，更因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作为大学新生，谨以这篇调查报告向中国远去的大师们致敬，向民国时期的学长们致敬，向八十年代初的师兄们致敬。我不能回答钱学森先生“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再出大师之问”，但也谨以文，作为对钱老之问的一次求索。